1月9日下午，在中国科技会堂会议区一层B104会议室举行了第十三届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之教育家论坛。中国未来研究会教育分会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师发展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民办幼儿园卓越领军人物王红兵主持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褚宏启；资深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国家教育部原基础教育司司长，国家原副总督学王文湛；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程方平等专家，分别做了题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与培养》、《学习贯彻习近平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建成教育强国，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未来方向》的专题报告。

褚宏启教授在报告中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两个词，一个叫拔尖创新人才，还有一个词叫英才。这两个词我是给他划等号的，所以拔尖创新人才就等于英才。今天我们这个会属于科技教育还有企业，实际上就要培养科技人才。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比如说诺奖我们上下五千年就一个屠呦呦。哈佛大学就有112个，他们的老师和毕业生获得自然科学奖，这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大家看要培育科技英才，还要走多么漫长的道路。从幼儿园到硕士生再从博士生到最上面的院士，到诺奖得主，大家看道路很漫长。简单的说，一个环节做不好可能这种人我们就出不来。

有一部分孩子智商比较高，能力比较突出，我们把他叫做神童。大家发现，智商高的孩子将来不一定大有作为。所以要在强调一般性智力的同时，也重视其他的能力。在加拿大提出一个多元智能理论。里面包括语言的逻辑的数学的空间的运动的音乐的，各种各样。孩子的能力是多元的，并不只是一个智商能够涵盖的，这种理念对教育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神童教育领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马兰德定义，他把神童能力分为六个方面。最高级的能力就是创新，最低级的就是记忆。我们中国教育太重视记忆，创新不够，所以我们要重视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动机的话不会产生伟大的精力，智商是不变的，但是人的动机水平是可以变的，动机水平的提高正是需要教育去提高的。因为智商你动不了，但是动机水平可以提高。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理论适合作为培养的理论，不适合作为筛选的理论。筛选的时候可能把有些智商高动机水平不高的孩子就筛掉了，比较可惜。

我们讲行行出状元，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科技状元。所以我们强调培育科技英才的大背景下，重点关注多元智能当中特殊学术领域和创新领域。美国佐治亚洲不只是看分数，他还要测智商，测你的创新能力，测你的动机水平。国际学术界一般是把排在同龄人前10%的孩子作为神童加以区分性的教育。

俄罗斯刚刚出台一个报告，认为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是中国人，俄罗斯只给自己排第6。创新分为四个层次，科学家的创新叫大创新，工作中的创新叫职业创新，生活中的叫小创新，学习中的叫微创新。我们的目标是大创新，不是小打小闹。

假设每个学校每个班都可能有神童，包括农村学校。神童教育要随班就读，因材施教，这是最好的路径。这些孩子学习快速轻松，能迅速掌握课外知识，但容易厌倦而且抵制作业和练习。英国把排在同龄人前5%的4-19岁的孩子都找到，4岁什么概念，幼儿园小班，19岁大学大二，这个序列都找到。我们国家现在对这些孩子的鉴别方式，主要是根据考试成绩，这个比较落后，不能只看分数，还要测智商，还要测创新能力，还要测动机水平，这个就比较全面。

三大诺贝尔科学奖涉及三个学科，物理化学生物诺奖里没有数学。数学叫索尔兹奖，信息技术叫图灵奖。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主要看这三大奖，这是没有争议的。鉴别孩子不能只用考分，北京8中怎么筛选孩子的，第一个测智商，第二个测创新能力和动机水平，第三个夏令营观察能力。美国有个霍普金斯大学主要培养数学神童，有一个班叫神童班。但是他只存在三个星期，就是暑假的夏令营，这个班建成了，来自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班级，然后21天结束之后解散了，再回到原来的训练班。

我们不需要18岁的博士，但是我们需要英才学校。英才学校主要指科技高中，国外办的很多。强化学习动机，特别聪明的孩子在普通班里面得不到满足，学习没劲。把他们放在一个更高水平的班级里边，他的动机就会增强，可以提升学业水平，可以提前完成学业。孩子智商很高，和同龄人在同一个班级里边，因为他的智商本来就高，有利于他培养自信心，成为同龄人当中的领军人物、领袖人才。

我们国家是激进加速模式，恨不得把小孩3岁就弄到大学来学习，10岁就要读博士，属于拔苗助长。这种模式把神童与普通孩子隔离开是不对的，加速太快太急功近利，对孩子非智力因素发展关注不够，就带来很多问题。

英才教育并不神秘，只是因材施教的一种形式。我们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两个重要计划，覆盖的人群范围非常小，拔尖计划每年是5,760人。我认为把985大学所有的学生都列为英才教育，改变我们的教学方式，孩子都需要改变教育方式。

王文湛司长在报告中说，国家发改委把各省的招生指标计划分到各省，各省自己组织报名考试阅卷录取。高考要充满信心，相信自己，充满信心不是说一定要考多少分，一定考什么学校，而是要求考出你应有的水平，把你水平考出来。要引导老师学生把主要精力用在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以及应用，特别考核。高考中考不管怎么改命题规律，基本上差不多，容易题大约占30%，中等难度题大约占50%，难题占20%。要告诉学生30%的容易题不丢分，50%的中等难题尽量多得分，20%的难题会做做，不会做放弃。不要在20%难题浪费更多的时间，一定要先易后难，不会做放弃。好多学生吃亏都在这里，遇到难题做不出来钻牛角尖非要啃。

高考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目前找不到好的办法代替。目前的办法最可行，谁有好的办法拿出来我们早就改了。高考的办法第一要科学性，科学的录取人才，第二要公平，第三可操作，第四是社会公认。高考的办法具有这4个条件才可行，缺一不可。从录取学生的科学性来讲，笔试不如面试，面试录取科学性高于笔试，但面试不可操作，教育部委托上海交大做高考面试的试点，上海交大出了300个教授工作了半年录取了298个学生。去年全国报名是1,291万参考的学生，968万两个半月录取完，面试不可操作。社会上把高考骂得一无是处，这是不对的。我们国家目前高考大学毕业证书这张纸重如千金，决定人们分配分工分层。有了这张纸一切都好办，这就是高考竞争的本质所在决定。

我们国家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实施的，到公元1905年光绪废除，实行了1300年。所以人们都希望当白领，谁也不愿意当蓝领，这就造成了高考竞争的问题。高考改革我们一直都在进行，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改革每年都在进行，各种办法都尝试了。一些专家把高考弊端的靶子打在老师校长身上是不公平的，什么追求升学率，片面追求升学率，什么短视行为、功利主义者，板子打在老师校长身上不公平。这是社会问题，要站在社会的角度看待高考的弊端，但我们也不是无能为力。

2021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开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最多的是培训班减负问题，热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召开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减轻应届学生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通知，双减通知与我们培训班有关。第一条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再审批，不再批新的学科类，已经批准一律改为非营利机构；第二条培训机构的收费标准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交；第三培训班的时间不得利用礼拜六礼拜天，不能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只能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8点半之前；第四条培训机构不得在媒体、公共场所、学校小区打广告；第五条培训机构不得资本炒作，不准上市。双减通知下来以后，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次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三句话，持续巩固双减的成果，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都与我们培训机构有关，第二句话与整个教育都有关，中小学大学培训机构都有关。

我们几十万个培训机构，上千万的工作人员，为他们负责，考虑他们的未来生存，不是一棍子打死。一是为国家教育中心工作服务；二是为学生健康成长服务；三是为家长服务。特别是国家教育中心工作，现在要加强阅读，加强国学，写好汉字，要开展研学旅行，要加强体育，加强美育，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我参加了外地团举办的一个小记者培训、小科学家培训，还是很受欢迎的。我们要对国家教育中心工作服务，在全面发展上多下功夫。希望在座的各位要全面的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再铸辉煌。

程方平教授在报告中说，中国的高等教育120年前走向和西方并轨的过程，有了诸多的成绩。120年里中国高等教育有非常重要的成果，世界瞩目。中国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30%-50%的人可以进入到正规大学去学习。这个非常不简单，尽管有减轻就业压力的问题，因为大学里边持续保持四五千万人，给就业市场减轻了很大的压力。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基本上达到了门类齐全。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新的交叉学科、二级学科，新专业层出不穷。这都丰富了社会的需求，丰富了人才的培养路径。正规和非正规、公私立高等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教育生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世纪50年代就取消了私立学校，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建立到现在已经有上千所民办高校，这些民办高校跟公立高校形成良好的竞争态势，促进了很多方面的改革，有好多创新好多有价值探索都是民办学校先行。这个贡献是非常巨大的，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

我原来在教育部的一个部门，我们梳理过194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法规。我们真正的教育法规的制定是在90年代开始，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1990年之前，我们很多高教改革包括所有教育改革基本上是行政命令，严肃性权威性都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以后，加强了科研和国际交流的资助，很多行业都有规划资金来支持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加强了基础专业和学科的建设。

为了避免高校片面的行政化，我们也探讨了高等教育管办分离的问题，通过高校章程的制定确立，各高校的特色与自主发展的思路，加强了高校中国传统和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很多高校都在本校建立了一个跟西方体制不太相同的书院，就是通过书院这种中国传统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式来冲击我们现在比较僵化的高校教学。另外通过数字化技术推进高校资源的广泛利用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我们原来高校就在自己那个校园里面，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加强高校间的资源相互利用，特别是新技术的支持，所以我们现在网上高等教育做的非常有特色。

我们在高等教育这个层面对改善学生健康和就业创业服务，做了很多的尝试，甚至还开展了不少与教育教学改革相关的一些实验探索。比如说在高校和高校、高校和企业之间建立孵化器，建立非常具体的导师制团队，学习社会服务，学习小学期社团活动等。通识教育是一个国际趋势。但是我们在推进通识教育方面做的非常僵化，引出了一些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对高校专业发展更加重视，定期开展逐步规范化的高校评价。

高校的问题既有国家管理层面的问题，也有高校自身的问题。我们中国的高校构成是分门别类的，有科研型高校、教学型高校、综合型高校、师范类高校、民族类高校、军事和安全类高校、高职高专，还有一些地方性高校，非正规的开放大学。我们用一个标准来管这么多学校就势必出现很多问题。除了北大清华和985、211这类学校，很多学校都找不着自己的定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上世纪90年代曾经试图制定分类标准，但是这事一直到现在都没做。

我们还在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的高等教育里边普遍存在去专业化倾向。我们都知道高等教育跟普通教育不一样，普通教育是培养人的，就是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健康的有基本能力的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人。而高等教育是培养专业人才，就是他不能只掌握标准答案，他要对未知领域对有争议的问题，要有创造性的发现性的贡献。

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有差别，普通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不应该产业化，这显而易见。但是高等教育是不是也不能产业化，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明确，在政策上就会出现一些偏差。还有就是双轨制，普职分开，初中以后就开始分流，所以职业教育长期发展受到阻碍。很多地方的职业高校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地方高校都是大专层次的高知层次的，有一些跟国家战略和安全相关的专业学科受到严重挤压，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正常的学术评价被有偿出版取代。一个普通的高职可能也有他的强项，甚至是国际职能，包括高校的教学科研、职称评定就是专业层面的权利，都非常有限，极大的限制了很多专业的发展。

教育部就是管好国民的基本素养培养，而在高教层面教育产业、科技人力资源能不能够结合，国外有些叫科技教育，甚至有些是跨产业。如果这些方面做了调整，我们很多高校的发展模式包括发展思路都会有所变化。上个世纪末大家可能接受了一个叫学习型社会，一个叫终身学习。我们现在很多高等教育存在着一个问题，按照西方的那个模式，其实西方那个模式也不是人家最本质的，就是我拿到证书拿到标签我就完成了学业。我们觉得只有发现了真正问题，才能帮助高校及其相关者，把握高校的本质和特点，高等教育到底是教育机构还是行政机构，这是有本质区别的。要使中国的高校健康和理智发展，并能立足于高校之林，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应有的高水平贡献，我们的教育部门包括全社会都要一起努力。我愿意跟大家共同促进和见证我们高等教育未来的更好发展。

（根据视频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