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先生，在评介阎耀军《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一书时曾经指出：自从人猿相揖别，人类就梦想对未来实施前馈控制。阎耀军可谓是这一梦想中矢志不渝的追梦人。

阎耀军，1954年1月生，河北人，1987年华中师范大学毕业，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班结业，2009年韩国大佛大学情报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69年参军，1981年至1993年在中共湖北沙市市委办公室、市委政策研究室从事秘书和社会科技政策研究工作，任秘书科副科长，政策研究室科长。1994年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从事社会预测研究。历任社会学所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社会预测中心主任等职。2007年调入天津工业大学，任管理学院教授，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2012年兼任中国未来研究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未来研究会顾问

阎耀军认为：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历史，亦是一部规避风险的历史。为了能够趋利避害，人类必须提高自身对未来的预见能力。正如发明和利用各种遥感工具以延长人眼视力功能一样，人类从未停止过对那些能够延长人脑超前认知工具的寻觅，从古代的龟卜、噬蓍、占星，到现代的系统动态分析和计算机仿真推演等，风险预测的工具可谓林林总总，屈指难数。但令人遗憾的是，社会风险并没有因为人类风险预测工具的增多而减少，反而由于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和脆性化日趋增多。然而这并没有挫折反而更激发了人类与风险作斗争的激情。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6、70年代就开始研发抵御经济风险的“政策模拟器”和推演军事风险的“战争仿真模型”。在我国，中共中央自十六届三中全会起，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的要求。总之，人类与风险共舞由来已久，任重道远未有穷期。

时代的沧桑巨变，使得对现代社会风险的防范不可能再依赖于那种所谓“力挽狂澜”的个人能力，而必须依靠相应的社会组织系统和科学技术系统，也就是说是一个包括风险管理的体制、机制、法制和风险管理的科学、方法、技术在内的系统工程。对此，阎耀军秉持钱学森在国内首次提出的“社会工程”概念及其思想，倾注20余年心血于社会预测预警预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性成就和贡献：率先提出建立社会预测学的构想并率先出版了社会预测学系列专著一至三卷，首创社会稳定物理模型和社会预测-预警-预控的理论体系，为社会预测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率先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系统和犯罪预测时空定位管理系统等多款社会预警管理软件，并在多个地区推广应用，通过社会预警的技术化、操作化和工具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预警体系的工程化建设。由此，他获得了包括国家安全部门授予的特等奖在内的各种奖项十数项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从“政策模拟器”到“社会风险模拟器”

社会预警体系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因为社会风险的产生往往与前期投入的政策有关。政策一旦投入社会现实之中，就会形成一种能量，迫使原有社会的利益结构发生某种改变且覆水难收，所以为规避社会风险，政策制定者总是力求预知特定政策投入运行后所产生能量的正负及其大小，以规避或防范社会风险。为达此目的，从古至今的政策制定者们发明了种种企图预知政策风险的方法。目前最前沿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就是利用计算机对社会现象进行仿真预控。有人将这种方式归为虚拟实践，即根据真实的物理法则，并以数字化符号为中介，构建虚拟的社会环境，然后利用计算机技术让预控对象等要素在其中模拟运行，从仿真推演中得出预控结果。“仿真预控在军事领域则称之为作战模拟。”阎耀军介绍说，“目前最大型的作战模拟系统已经能够把数十个战区连在一起进行模拟，如美国国防高级技术研究项目局支持的国防仿真交互系统(DSI)已经能把从韩国到欧洲的65个作战模拟站连在一起进行作战模拟。仿真预控在经济领域被称之为政策模拟。”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发的“政策模拟器”同样能够把多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连在一起进行仿真推演，从而预先控制经济走势。

阎耀军认为“政策模拟器”对我国的社会预警体系建设很具有启迪意义。政策模拟器(Policy Simulator，PS)的一般定义是“一个为政府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DSS)， 它的目标是寻求适当的政策去响应未来和发现社会经济面临冲击的政策对策”。政策模拟器是在政策模拟学科发展的同时，发达国家基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利用数学和计算机方法，建立的一种政策模拟系统。政策模拟器作为一种用于探索各种政策情景的大型软件，由于具有通过仿真推演预先揭示风险和矫正对策的功能，所以被称为国家安全的新“核武器”。

现在世界上著名的政策模拟器有美国的AMIGA和Fair-model，澳大利亚Murphy Model，加拿大SPSD/M，美、日、德、澳联合开发的MSG2，印度Storm等。如果我们剥去政策模拟器高深莫测的神秘外衣，仅就模拟风险和应对预演方法的本质层面来看，政策模拟器在我国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子救宋”就是典型案例，只不过墨子当时的“政策模拟器”不是计算机而是一根腰带和几块木片而已。现代意义上的政策模拟器不仅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而且更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脆弱性，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所揭示的“风险社会”的来临，而催生的一种规避风险的工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把仿真模拟方法推广到社会领域，也许将政策模拟器称之为“社会风险模拟器”更为贴切。

面向未来，勇于探索创新

目前世界各国政策模拟器开发和应用的主要领域基本集中在经济、军事和资源环境领域，而对社会领域的政策模拟研究鲜有涉及，不过据说现在已有人开始进行“人工社会”的探索。政策模拟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后获得很快发展，但目前亦主要还是在宏观经济政策、企业经济政策、资源环境政策和工程项目领域中徘徊，只有极少数人进行过局部的社会政策(如社会保障)模拟研究。所以社会领域的政策模拟，尤其是针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政策模拟器(以下简称“社会风险模拟器”)的研发工作势在必行。

社会风险模拟器是一个为政府避免社会危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社会风险模拟器的主要任务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对社会风险的识别，其二是有针对性的政策推演。为此需要结合社会风险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通过多种信息形式下的社会风险问题起因研究，以及多主体的社会安全内在机理研究，提出具有正确性和可信度的理论分析模型;需要发展相应的数据挖掘技术和复杂性分析技术，提出社会风险识别、风险防范和预警分析的计算体系;需要根据社会风险序列模式发现技术及应对策略，利用仿真交互网络系统对社会稳定风险实施在线监测、评估和风险对策模拟研究。

截至目前，以仿真预控形式对事物进行前馈控制的方法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唯独在社会管理领域严重滞后。但实际上，社会管理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如上所述“政策是人们主观构建的一种企图改变客观世界的‘办法’。政策一旦投入社会现实之中，就会形成一种能量，迫使原有的社会现实发生某种改变且覆水难收。”阎耀军表示，综观历史上的社会风险，大都是由于前期投入不当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所以要规避风险，必须用仿真预控的方法，以特定的政策及其施加目标为研究对象，在人工环境中建立一个与它相似的仿真模型，通过人工和计算机手段，使其模拟运行和多向度推演，反复考量拟将投入政策能量的正负及其大小，观察其未来发展变化的过程及最终结果，以期预先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进行对策矫正，从而规避社会风险。

由于社会风险模拟器的开发本身就是一种集成创新，而随着社会风险模拟器这一科学化的社会仿真方式的实现和逐步完善，必然带来相应的组织管理创新和运行流程的再造，我国社会预警体系的建立健全亦将指日可待。“就科学研究而言，我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我对此充满梦想。”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已年过花甲，有生之年我会不遗余力的探索。我为此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政策模拟方法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13ASH003)并获得批准立项。我还为此调整了我的团队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希望有一茬一茬的人前赴后继的去实现这个目标。这可以说是一次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科学探险，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取得成功，但我确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相信它终有一天会实现。”

来源：搜狐——科学家之窗